（马庆洋站在自己栽种的樱花树下 记者 谢慧/摄）
今年60岁的马庆洋，是株洲县潇湘双语学校的一名花圃园丁。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通过自己微薄的工资以及捡破烂资助了许多名贫困学生。
马庆洋出生在株洲县王十万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从2002年开始就在学校里从事园丁，学校里的学生都习惯称呼他“马爷爷”。
由于文化程度不高，虽然进株洲城多年，但马庆洋的生活同样辛苦，所做的都是最苦最累的力气活。但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和节俭，资助了数十名濒临辍学的孩子。
每年几乎
捐掉全部工资
见到马庆洋时，他脚下穿着一双拖鞋，挽着裤腿，背着一个农药箱，在给学校路边的植被打农药。
但和这个穿着朴素，性格朴实，头发有点发白的老头子的初次见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愉快。
即便早就和学校联系好，旁边也有学校老师在场，马庆洋还是丝毫不给我们“面子”，“我就是一个从乡里来的农民，有什么好采访的。”虽然一再沟通，但马庆洋还是坚持拒绝采访。
和遇到的许多拒访对象不一样，马庆洋并非是因为拘谨、害羞，而是真不想自己的事情被曝光。
无奈，记者只好与他聊起了园丁的工作，询问学校里的花木种类，该如何培育，何时开花……一说到这些事情，一直话语不多的马庆洋就开始滔滔不绝了。
马庆洋出生在株洲县王十万乡，以前在家除了种田，他还有另一份工作，就是植树种花。他年轻时就到株洲市区，在园区里给人打工赚钱。2002年才选择进入学校，一直到现在。
13年里，这所学校里的一花一草，几乎都是马庆洋亲手种植，他见证了学校里面花草的发芽、成长和繁茂。学校里人们把老师比作栽培学生的园丁，但这所学校最真实的园丁，却是马庆洋。
熟悉之后，马庆洋终于告诉了记者拒绝采访的原因，“我害怕我的事情被曝光后，就没有学生愿意接受我的支助了。”
马庆洋的担忧来自于他的收入，他一个月的工资，多时有一千多元，少时只有几百元。工作之余，他还要在学校里转悠，把学校里的破烂、瓶罐捡得一干二净。“如果学生知道我的情况，就会给他们带来压力。”
因此，马庆洋支助学生的第一次见面，虽然不会刻意打扮，但不会像站在记者面前这般寒酸，他支助的外校学生，更多的以为他是一个领着退休工资的老人。
马庆洋说，“我资助孩子有自己的原则，不公开自己姓名和职业，不跟他们的家庭发生任何关系，支助后几乎不跟学生见面，因为我不想加重他们的精神负担。孩子都有自尊心，你真心帮他们，就不要给他们负担。”
每年下来，马庆洋捐助的金额都在一万多元，这几乎相当于他工资的全部。他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吃学校里的便宜饭菜，生活十分节俭。
接济他们的困难
维护他们的自尊
因此，当记者想要采访几个他支助的学生时，马庆洋却拒绝提供任何资料和联系方式。马庆洋说，学生们都有自尊，他们知道自己贫困，但并不想把贫困赤裸裸的暴露在媒体上，让更多的人知道。
不过记者还是辗转看到了马庆洋支助学生写给他的一封信。“当我用颤抖的双手，接过您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我心中的那份感动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您伸出双手帮助了我，支持了我，虽说您不是我父亲，但我总在告诉自己，您对我的栽培和期望，是我不能辜负的，我没有理由不刻苦努力。因为在我心中您就是我父亲……”这是一名已考上大学的贫困生写给马庆洋的一句话。
学校的唐老师告诉记者，马庆洋的善举已经坚持了八年。但记者了解到，8年只是马庆洋坚持的常态，马庆洋的爱心之路，已二十多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马庆洋还在红旗广场打工时，外出看到路边有一个14岁的小女孩发病，就急忙把送她到医院，并花了200块钱给她治病。
在当时，200块钱并不是小数，但马庆洋却很欣慰。“当时觉得200块钱就能救一个人，因此决定一直把善事做下去。”
在坚持一段时间后，马庆洋在邻里街坊间有了一定的名气，也就开始有人找上门来，主动寻求他的支助，而马庆洋都会尽自己所能，伸出援助之手。
1996年的一天，一名中年男子找上马庆洋，声称他的儿子得了重病，自己却无钱医治，即将病危。马庆洋听后，毫不犹豫的给了中年男子钱。“当时我身上只有500多元，我就拿了500元让他赶紧带儿子去治病。”
中午吃饭时，马庆洋在一家餐馆点了一个三块钱的盒饭，却发现了向他拿钱的男子也在这家餐馆。“当时他一个人点了四菜一汤。”
看到这情况，马庆洋并没有前往向中年男子讨要说法。“我心里莫名的难受、憋屈，这种滋味，我现在还能真切的感受到。”
从那以后，马庆洋开始选择直接支助学校的学生，在他看来学校里的环境比较好，学生思想也单纯。不过，他也开始对支助的对象家庭条件进行了解观察。
去年，马庆洋在学校里注意到一名女学生每餐饭打的都比较便宜，穿着也比较差，就主动去询问这名女学生的条件，了解到女学生的家庭确实贫困后，就每个月给她钱当做伙食费。
马庆洋说，我常年呆在学校，学生们的一举一动都会注意观察，每个月的伙食费、穿着言行、基本就能判断这些学生的家庭条件，如果遇到差的，就会前去帮助。
让马庆洋欣慰的是，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教育体制也愈加完善，需要帮助的学生越来越少了。
我捐钱不多
却能帮助最需要的人
起初，妻子并不认同马庆洋的做法，觉得他在做傻事，家里本来就不富裕，还要额外帮助别人。然而看着学生们寄来的一封封书信、打来的一个个电话、一次次问候，妻子也越来越支持马庆洋的做法，并和他一起留意那些需要帮助的大学生。那些被资助的大学生也经常打电话发短信与马庆洋联系，告知自己的近况。
马庆洋并不喜欢学生来找他，他不喜欢电视情节里的感动和煽情。他出生在1950年，正巧遇到几年的大饥荒，当时一家人饭都吃不上。“我们经历过饥饿的人，体会过什么叫做艰苦，日子平淡着过就行，不需要带着太多的感情。”
因此，他无法理解电视里播放的贫困学生和捐助人拥然后者感动流泪的场景，甚至有些抗拒。因此他对支助的学生说，不要来找我，需要的时候就打电话。
因为家庭贫困，他生育的四个子女读书都不多，儿子中学毕业时全家人急得要死，可没钱，他无法让儿子继续自己的学业。
现在子女都已成家，但工作并不算好，都是做的苦力活，赚钱不容易。
马庆洋资助贫困大学生的事被一些人知道了。有人笑他傻，说他“缺心眼”，也有的人说他是为了名利，但可以确定的是，捐助多年，马庆洋从未收获名利。
面对冷嘲热讽，他说：“资助大学生的钱是我节约出来的，人家穿几百元钱一件的衣服，我穿几十元钱一件的，穿在身上没有感觉到不一样。但节省出来的钱，却能让我对生活有不一样的体验：自己穿差点吃差点没关系，看见那些虽然贫困但优秀的孩子们能实现理想，却能让我从心里感到高兴。”
“十多年了，这个学校所有的树和花都是我栽的，我喜欢搞花花草草，就一辈子都是搞这个，因此支助学生也会一直搞下去。”马庆洋说，我花的钱不算多，却能帮助最需要的人，用最少的东西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一些学生大学毕业后，提着烟酒给马庆洋送去。但他从来不收。马庆洋说，我做这些从不求回报，他们要回报，就回报社会吧。（株洲晚报）
